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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绝无仅有的本土轮转——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稽古与守旧话题

发布时间: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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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仅有本土轮转

——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稽古与守旧话题

原载《文化与诗2020第1,页2-12

 

【摘要】黑格尔中国没有历史欧洲中心主义时期的一句名言,也是19世纪欧洲中国观缩影,亦体现于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本文以在中国学界鲜为人知一部德语杰作葛禄《中国文学史》基点兼及另外几部同样还很陌生的同类德语著作查考其中一个颇为突出的主题即汉代和宋代中国思想中的关键意义这两个时代勾稽往事编修史书盛世欧洲人眼里热衷于稽古本土轮转注疏儒家经典天下思想实为朱熹之后中国精神生活全面停滞和僵化的主要原因本文重点不是辨明是非驳议有些言说而是述而不复述往昔旁观者的一些或许参考价值的思考

【关键词】中国思想 本土轮转 守旧停滞 德国观点

 

 

葛禄博Wilhelm Grube又名顾威廉等,1855-1908是德国东亚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著述颇丰出版于1902年的《中国文学史》[1]无疑最有影响[2]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部著作一直看做德国中国文学史研究表作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西方汉学界时至21世纪也没有一部雅俗共赏文学史论著能与葛媲美。[3]该书材料丰富脉络中国思想史分析见长。葛禄博的一个明确追求是,通过这部专著同时呈现中国的精神生活史,并展示中国民族特性的形成[4]

葛氏《中国文学史》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关系作为该书导论起首即述

 

中国这一庞然大物,始于远古,迄于今日。一个早已消散的时代的证人,不仅根植于古代,而且至今滞留其中。国家形态,公共和私人生活,观念,习俗,趣味——总的说来一切依然如故[5]

 

作为时代之子,葛禄博19/20世纪之交这一视角依然带着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应了当时盛行欧洲中国论,如赫尔德《论人类史哲学》1784/91中国木乃伊[6]黑格尔在《世界史哲学讲座》(1837)中说当代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一模一样,中国没有历史。[7]在葛禄博眼中在中国的土上几乎看不到内在变迁留下的痕迹,只会有被带回千年之前的感觉。特别是深入了解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学之后,这一感觉更为强烈

 

在其他远古历史研究领域,无论是推究传说古老传统,还是辨析死的岩石,研究者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并借助丰富的想象才能重构往昔,而我们这个领域所面对的是鲜活的东西,能看到一段活着的古代[8]

 

导论以此开头目的引出另一判断,即对中国文学的总体判断针对文化习俗的东西,自然同样适用于文学,它永远是前者的忠实镜像。这里也能见出一个奇特现象:古代仍旧强有力生地在当下延[9]在此做了一个比较:在德国,读过中世纪《尼伯龙根之歌》甚或宗教史诗《救世主》原文的人一定不多;而在中国,稍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背诵《诗经》这一可以追溯3000年的作品。这一对比绝非赞美,而是要进一步深化前说强调僵化缘于精神的束缚

 

中国这一传承延续性,委实绝无仅有。人们完全可以对此啧啧称羡,可是对这个国家的精神发展来说,很难称其为一种福音。旧物的顽强生存,啮噬着新事物的生命力;传统之神圣纽带,成为精神的束缚。因此,许多(若非大多数)中国文学作品在我们的感觉中留下的印象是呆滞、守旧和扭曲。一个欧洲读者在阅读一说时,时而会一种感觉:唯有读者感同身受干着急面对好多面具[10]

 

文中呆滞、守旧和扭曲,在葛氏眼里自然是退化或异化所致他对诗经可是大加赞赏赞美本色、自然、生动具有极高的文化史价值[11]他甚至认为那个时代的黎民富有人情味比今天中国人离我们更近今日触目皆是扭曲和不自然的生[……][12]

葛氏《中国文学467页,之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这种铺陈早期西方中国文学史纂中颇为常见20初的文学概念,基本上还是一种大文学史观,涵盖后人所杂文学纯文学。见诸中国文学史纂,则主要记述经传诸子史本文仅就旁及同类著作叙写汉代和宋代文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展现西人如何见重这两个朝代中国思想发展中的意义一方面推明孔氏班固《董仲舒传》弘扬儒导致文学复兴繁荣另一方独尊儒术虽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原貌天下思想,实为中国文化禁锢造成国这样一个没体个性的民历史中国也就没有自由意志步可言

在论述汉代文学,葛禄博首先断定,汉代极力实行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却有焚书坑儒的所不具备的历史意识。这就保证了汉代成就的持久性。孔子那里,克己复礼回归上古救世之道,因而为此编修古代经典,这一信念又在汉代复活。[13]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在其《中国文学》1926专著,亦论及汉代的文学复兴经历了始皇焚书,汉代以其献书整理校勘之举,首先当被看做文学复兴董仲舒六经的主张得到贯彻。人们可以毫不夸张日所见儒家经,总体上均源于汉代,即便那不是无源之水,而且后人(如在宋代)也对古代经典做过重大改动。汉代文人所奠定的基础,成为流传千年的根基[14]

然而葛禄博认不幸变化起始汉代,中国性逐渐与儒学划上等号甚至融合为同一概念,四书五经被奉为民族圭臬一个死穴便中国思想史生根汉儒的兴趣仿只在收集、编纂和评点之事,很不利创造性精神生活[15]氏认为孔子只会向后看,古代是其理想图景。他仅着眼于实在和可行,漠不关心实际之外的东西,这限所在殊不知想象的威力常比现实更有现实意义没有超越的意志想象力宗教艺术科学都无从说起本来,孔子精神并不排除学说向宗教、认识论方向拓展的可能性,可是发生的却是历史灾难,即孔子其人被神化,他的学说被教条化,这就给所有发展了枷锁。[16]

早在肖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论纲》(1854[17]作者就强调了孔子在汉代以降中国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我们称之为孔教东西,实为一种更古老的国教,孔子伟大的民众导师完全因循旧章[……]但它已经更多与治国有关,民众及其诉求早已不重要了。[18]肖特对中国文学整体的看法中国文学的价值所在,并不都取决于思想的原创性观点的睿智这里不是指国中人杰,而是说那些目光的平常人,即那些像蚂蚁般勤劳的辑录人[……][19]

卫礼贤在论近代文学序论中,先就近代文学艺术的断代问题做了说明:中国史纂常中世亦即汉唐之后的宋代定为近代之肇端这无疑是正确的。宋代有其两面性,它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始于汉代、在代达到顶点的成收场,宋代在各个领域均有可观的收集编录之作。另一方基础上又出现新的语言和艺术向,成为近代文化建筑的地基。[20]卫著发表之时大文学史观杂文学概念已经逐渐退场,人们在卫著中也能更多见到今人所理解的文学作者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中国文学的特色和变迁与本文涉及的其他文学史著作相比卫礼贤不轻易做出思想史上的总体判断。并且很少批判色彩这或许在中国生活25年的中国情结有关中国文学同年发表的卫氏代表作中国1926中国主要特征被描写温和安宁[21]翻转了黑格尔那种对停滞不前的中国与静止孤立的中国文化的看法当然卫氏中国观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颓废世态和文明批判的影响

卫礼贤之前葛禄分析宋代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时首先指出,就文化史而言,汉代宋代与欧洲两个时代亦即亚历山大和文艺复兴时代相仿,喜于勾稽往事编修史书,依傍前人的显著特点中主义和停滞不前。汉代和宋同为盛世,相似之处于时隔千年的两位治史大家之名:司马迁和司马光。[22]与卫礼贤把宋代看做新的起点有所不同其他早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多半把宋代视为僵化

肖特在其《中国文学论列了朱熹的影响及中国经传的僵化朱熹停滞病根所谓僵化是说孔孟以来儒学朱熹之后,儒学建树少而又少然而哪怕在道教和佛教兴旺之,儒经典也从未黯然失色官僚等级制度之最可靠的支柱这位12世纪的作家,终于成为儒学最坚实的柱石,直至今日难以撼动,而另两个学说的根基则在最近几百年中日益衰[23]葛禄博反对肖特儒学发总体判断,但认为朱熹并不是一个善于独辟蹊径的哲学家,他的真正意义不在哲学本身,他首先是一个注疏者。孔子学说从来不乏反对者;儒家经典中的矛盾观点,始终给对手提供弹药。于是,疏证儒家经典,使之成为不可攻克的精神堡垒,这才是朱熹的抱负和毕生事业。葛禄博在肯定朱熹了不起的功绩的同时更是剖析了儒成为国家认可的教义的缘

 

在700年后的今天,朱熹学说丝毫无损地绝对左右着中国人的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宗教意义上的道家学说越来越沦为昏乱的迷信,其令人丧志的作用早已被清醒者看透;佛教则因其不断扩张的势力而夺走了大量直接参与生产的民众,从而具有非常显著的与国作对的性质。于是,仅出于完全现实的国家利益,儒学也必受重视,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国中保守主义原则的承担者,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如肖特不无道理所强调的——官僚等级制度之最可靠的支柱。毫无疑问,国家出于本身利益而认可和倡导朱熹学说,对其广泛传播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可是,单凭外在权威手段是不够的;倘若一种观念不能迎合众人的精神需求,它也就无法驾驭众人,而这正是朱熹学说所缺乏的东西。民众所缺,是一种积极的宗教,而这既非中国古代国教、亦非道教或佛教所能担当的;我们在近代中国民间宗教中所能见到的宗教折中主义,更是难当重任。人的普通权威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乎给我便是δός μοι ποῦ στῶ)!这一空缺必须填补,朱熹做到了,且没有借助某一积极宗教,是一种积极的伦理学说。子曰此有了约束力。朱熹将各种经书内容塑造成一个互不违忤、无懈可击的统一学说,最终修成今人所见之儒学。[24]

 

与朱子学说相关,葛氏在论述及其对近代中国影响时的一个突出主题,便是中国精神生活在近代的僵化。作者首先从经史子集说起:理当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戏曲和小说未被纳入其中,原因在于它们在中国不被看做高雅文学。对此,葛氏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高雅文学和低俗文学之引人注目的区分,以及唯独崇尚前者,这对真确评价中国性及其精神品质有着至关紧要的提示。这一现象不是偶然或奇想所致,是缘于中国文化之特殊的历史发展。汉代以收集和编修经书著称,这与秦始皇焚书有关。那些经书得以重生,无异于凤凰涅槃,从而获得殉道者之光环。这就不难理解它们为何成为民族圣物,而且作为永恒的典范光照人间,并给后世哲人学者定下基调。与此同时,辉煌的汉代也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严重阻碍了后来中国思想的自由发展。[25]把禁锢中国思想发展的始作俑者定于汉代,而其真正原因却指向千年之后的集大成者:

 

是文学创造力,整个精神生活伦理行为也同时步入停滞状态这主要是在朱熹的影下发生的。他所开启的儒学公式化和教条化,只能起到制思想的作用。[]个性完全消失在成规之中,僵化的形式摒弃了鲜活的道德。因此,整个近代中国性在彻头彻尾的内在虚假中尽显病态。[26]

 

不足为奇,7个世纪的全面停滞和僵化,只有一类文字工夫大放异彩,即学究们的图书编修,如《文献通考》、《太平御览》、《渊鉴类函》、《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康熙字典》,等等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人类史上绝无仅有。[27]此时人们或许想到肖特之说印度人作诗,中国人叙事。对前者来说,生活之纠葛微不足道,故而没有必要一五一十地写下来留给后世;后者则记载自己及其祖先的一切,以保证其在人间永存。中国人的国史撰述可追溯至远古神话[28]这是肖特对两个古老东方民族的比较。

葛氏《中国文学始终有着极强的思想性。该书结论,其实在论述孔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他看来指引方向、给中打上烙印的孔子,也成民族的重要素。既然如此千年停滞的根源实际上也就指向孔子仿佛中国文化的宿命疑,后世儒学对孔子学说的重塑,不是孔子的主观愿望,不能让承担责任。但在客观上,他无法摆脱责任。这不仅是这一历史人物的悲剧所在,也是一个民族命运的悲剧。谁也无法否认他的高情操,他的正直性格,他的人格和学说所具有的严肃的道德性。然而,孔子本质所缺,是一种向上看的目光,意志的大胆飞翔[……]这种缺失,必然使他提升民众伦理追求无法兑现。[29]

另一部文学史专著何可思(Eduard Erkes,又名叶乃度1891-1958《中国文学》1922论及宋代文学发袭前人之见的几乎只力的衰退,主要缘于整个精神生活的停滞不前,时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注儒家经典何氏仿照葛禄博的论述思路,先以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的哲学思想做铺垫然后转向将儒造成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和中国思维之定式的朱熹。正因为此,中国精神上的进步停息了,精神创造的所有方面开始僵化。人们热衷于稽古中国近代始于宋朝,其特征是守旧和停滞。[30]体现于文学创作,何氏论述元代的一段文字很能代表他的观点:在文学许多方面,尤其在哲学和诗歌方面,创作基本上仅停留于复述和效仿经典,或者稍做一些变动,越,更不用说放弃。[31]

行文至此或许会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仿佛这些中国文学史作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评价一无是处实际情形当然并非如此以肖特为例:尽管他阐释中国文化时的一些观点无法摆脱彼时西方主流思想的影响甚至以黑格尔的口吻说中国没有自由意识的进步从而虽有漫长历史但没有真正的历史可言[32]他并不认为能够简单地说中国故步自封,文学上亦然中国人有很强烈的写作愿望这就生发出一种旺盛的本土轮转,即取法本土前贤,乃至心摹手追此外还有大量经典注疏,不断让人咀嚼前人留下的精神食粮。[33]

 

基于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不当草率出结论,以为千百年来这一民族的精神生活完全僵化,毫无创造能力一个事实马上能够反驳这一观点,即中国人推崇的家庭小说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一些方面的变革,甚至根本性的变革,见之于某些时代。若将《诗经》中的诗歌与唐代诗歌或后来的诗歌相比,便能见出形式和品格上的巨大差异。中国人对《诗经》的虔敬,并未阻碍后人发明新的格律语言、格调甚至对世界和自然的观察,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34]

 

即便本文重点论述的葛禄博对于中国文化的批评显而易见有时甚至言辞激烈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同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人,同欧洲中心主义还是有着一定距离的。就在写作《中国文学史》前不久,他在一封发自北京的信(189791)中说若同俄国农民相比,中国农民何其高大!这里是文化,一个古老的、停滞的文化。虽然,人们总其表示敬意。中国人的文化,只归功于自己,归己的力量和智慧。[35]他还写道(18971121

 

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犹如一座来自遥远远古的纪念碑矗立在那里。它凭借自己的创造力、在几乎未受外来影响的情况下所创造的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它虽有诸多缺陷和古怪之处,但也不得不让我们惊羡。一个创造了如此伟大事物的民族,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36]

 

这几乎是对黑格尔观点解构,同时也显示出整个论述中的矛盾之处

发表于1922年的何可思,可谓恰逢其时,能够时观国文学的现他认为19西方影响之下的中国精神生活新时代的肇端。面对前所未有变局,魏源等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开始求新求变,寻找不同于朱熹学说、适应时代要求的儒家思想。康有为以其《新学伪经考》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古文经学展开猛烈的攻击,为了从根本上打击正统派顽固派恪守祖训宣扬其维新主张。作者还提及康有为弟子梁启超等人的成就。何氏指出:体而言,维新文学只是一个更大变革的先声,而这变革既针对中国文学,又包括整个中国文化当然,整个新变结束,但至能让人看其生其远景。并且辛亥革命必发生,以冲破使中国僵化的宋代思想之藩篱。[37]

何可思认为,若说传统中国以其保守主义著称于世,那么,如今则是日新月异之时。他把目光主要对准新时期的语言巨变,几乎未提推动语言大转变时代危机、文化需求和社会变革。在他看来,彼时思想领域最引人注目、最重要的新是以现代白话取代文言,给文学风格带来了深刻变化。[38]无疑,何氏《中国文学》当为西方最早论及中国新文学亦即白话运动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作者对新文学的结语是:了解中国文学最新发展的全貌,还缺乏各方面的材料;还处于发轫阶段,[……]然而,如果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假象的话,我们则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中国又一次站在其文学史新时代起点。对于中国的思想发展乃至整个人类来说,这个文学新时代也会成果丰硕,也会像周代汉代、唐宋时代那样重要。[39]

 

 

1

 


[1] 葛禄:《中国文学史》莱比锡C. F. Amelangs1902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 C. F. Amelangs, 1902

[2] 中国的海外汉学研究领域葛氏《中国文学史》命运不佳迄今只是闻其名不见其文葛著当时在欧洲反响强烈出版翌年即有书评10多篇发表在著名报刊、文学期刊或汉学专业杂志上,评论者包括著名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沙畹Edouard Chavannes)、高第(Henri Cordier学者

[3] 参见魏汉茂、胡伊丽:《葛禄博1855-1908):一个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和汉学家的生平、著述和收藏》,斯巴登:Harrassowitz2007年,21Hartmut Walravens/Iris Hopf, Wilhelm Grube (1855-1908): Leben, Werk und Sammlungen des Sprachwissenschaftlers, Ethnologen und Sinolog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

[4]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序言,第VIII页。

[5]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1页。

[6] 尔德《中国》载《德思想家论中国》法兰克福Insel1985129J. G. Herder, China, in: Deutsche Denker über China, hrsg. von Adrian Hsia, Frankfurt/M.: Insel, 1985):中国是一具绸缎和象形文字裹着的木乃伊它的血液循环和兽类的冬眠一样。故而锁国抵外,民族自大,只同自己比,既不认识也不喜欢外界天地。

[7] 格尔《世界史哲学讲座》卷二:《东方世界》,汉堡Felix Meiner1976年,278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hrsg. von Georg Lasson, Hamburg: Felix Meiner, 1976, Bd. II: Die orientalische Welt.

[8]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1页。

[9]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3页。

[10]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4页。

[11]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52-53页。

[12]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53

[13]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185-187页。

[14] 参见卫礼贤:《中国文第二版维尔-茨坦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19261930102104页。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park-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1926﹞1930.

[15]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187页。

[16] 参见博:《中国文学史》461

[17] 参见方维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蓝本:两部中国书籍〈索引》,载《世界汉学》第12卷(2013),第126-134页。

[18] 肖特中国文学论纲》载《柏林皇家科学院1853年文集》柏林Druckerei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54299Wilhelm Schott, Entwurf einer be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i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aus dem Jahre 1853, Berlin: Druckerei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F. Dümmler, 1854, S. 293-418.

[19] 肖特《中国文学论纲》294

[20] 卫礼贤:《中国文学》,第158-159页。

[21] 参见方维国魂:一种神论他国集体形象的产生与特征》马汉茂、汉雅娜主编《德语国家的中国研究之发展史、人物与展望》汉堡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Hamburg1999,第98-114Weigui Fang, Die Seele Chinas: Eine Mystifikation. Über Genese und Merkmale der kollektiven Vorstellungen vom anderen Land”, in: Chinawissenschaften –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hrsg. von H. Martin u. Ch. Hammer, Hambur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1999, S. 98-114.

[22]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323页。

[23] 肖特《中国文学论纲》343

[24]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341-342页。

[25] 参见禄博:《中国文学史》,第351-352页。

[26]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353页。

[27]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358页。

[28] 肖特《中国文学论纲》343在古代印度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有诗歌总集、史诗、寓言故事、戏剧和文论等。《吠陀》是印度最古的诗歌总集,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则是古代印度文学的重大收获,也是梵语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

[29]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460-461页。

[30] 何可思中国文学》雷斯Ferdinand Hirt19226265页。Eduard Erkes, Chinesische Literatur, Breslau: Ferdinand Hirt, 1922.

[31] 何可思:《中国文学》,第71-72页。

[32] 参见肖特《中国文学论纲》354

[33] 参见肖特《中国文学论纲》293

[34] 《中国文学论纲》293-294

[35] 葛禄博信札转引自魏汉茂、胡伊丽:《葛禄博1855-1908):一个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和汉学家的生平、著述和收藏》,22

[36] 禄博信札转引自魏汉茂、胡伊丽《葛禄博1855-1908一个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和汉学家的生平、著收藏》22

[37] 可思:《中国文学》,第77页。

[38] 参见何可思:《中国文学》,第77-79

[39] 可思:《中国文学》,第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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